“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”。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，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。下面小阅给大家介绍关于关于长征的故事，方便大家学习。
关于长征的故事1
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在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经典的章节，叫做“担架上的‘阴谋’”。
这件事还要从长征开始时的两个“三人团”说起。
两个“三人团”
两个“三人团”，一个是长征前博古、李德、周恩来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“三人团”，掌握着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。
另一个“三人团”是指毛泽东、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。当时毛泽东患疟疾最新治愈，身体尚未恢复;王稼祥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负重伤后，一直未愈，只能靠担架行军;张闻天身体尚好，一般是骑马行军，工作繁重时偶尔也坐担架。他们一起随军委纵队行军宿营，形成了一个新的担架上的“三人团”，后来被称为“中央队三人团”。
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，为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提供了一起交流意见的很好机会。毛泽东向他们分析了博古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，阐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，使他们明辨了是非，转变了立场，开始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。
只要博古、李德仍然掌控军队，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
由于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，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伤亡极为惨重。
为挽救危局，从过老山界到遵义会议前的这一段时期，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博古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，指出：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的失败，是单纯防御、短促突击、打阵地战等军事指挥错误造成的;撤离苏区的突围又演变成逃跑主义，消极避战;在敌人已经张网以待时，仍然机械地坚持到湘西会合的原定计划也是错误的。毛泽东提出应改变与红2、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，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。
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张闻天、王稼祥的鼎力支持，周恩来、朱德等领导人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，经过激烈争论，最终在黎平会议通过了《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》，正式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。
由于博古、李德仍然占据着军事指挥权，他们对黎平争论的失败耿耿于怀，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，仍在时时找着机会转向湘西。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等也深刻认识到，只要博古、李德仍然掌控军队，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，军委集体领导体制就很难确立，党和红军随时都可能陷于灭顶之灾。他们心急如焚。王稼祥向毛泽东坦率地表示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，认为这样下去不行，应该把李德等人“轰”下台。
橘林谈话，商请毛泽东出来指挥
1934年12月20日，军委纵队到达黄平。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，张闻天、王稼祥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。王稼祥问张闻天，红军最后目标，中央定在什么地方?
张闻天说，没有确定的目标。这仗这样打起来不行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。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，比我们有办法。
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，然后又告诉毛泽东。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，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，让毛泽东出来指挥。随后，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批评了博古、李德不过乌江、回头继续会合红2、红6军团的错误主张，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，随后又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。
历史选择了毛泽东
红军占领遵义后，“中央队三人团”继续商讨如何开好遵义会议。在毛泽东的主导下，他们商定了发言提纲。
遵义会议开始后，博古作了报告，周恩来作了副报告。随后，张闻天首先站起来作了“反报告”，按照他们三人已经拟好的提纲，旗帜鲜明而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和长征以来的错误军事指挥。会议第二天，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，深刻剖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;之后王稼祥发言，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“反报告”，提出由毛泽东指挥红军。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“反报告”主导了会议方向，定下了会议基调。
关于长征的故事2
秦华礼，1923年生，四川省通江县人。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，长征中进入通信学校。1958年起，先后任南京邮电学院院长、党委书记。1983年离职休养。
回忆起长征往事，如今已是103岁高龄的秦老精神矍铄，平和的语气中仍是满腔豪情。
“身负重伤都要跟着部队走，就是死了也光荣”
1932年，红军长征入川，母亲亲自送当时19岁的秦华礼参加了红军，投身革命。
秦华礼在长征中三过草地，参加了空山坝战役、万源保卫战、强渡嘉陵江、攻克剑门关、中坝和千佛山等重要战役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迅速成长。在1935年的千佛山战役中，战士们在山上守了七天七夜，第八天向敌人发起反击时，敌军一发迫击炮弹在秦华礼身边爆炸，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大腿。
“团政委立即派担架把我送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救治，没有药物，护士只能用纱布包扎伤口。此时，部队要急行军北上，动员重伤员留下来，我们却要跟着部队走，就是死了也光荣。”秦华礼说。
在渡过一座险峻的铁索桥时，他们突遇敌机的狂轰滥炸。“说来侥幸，炸弹把桥左边一条竹绳炸断后，桥面歪斜却没有断。我们跟随部队继续走。后来到了老百姓家中，借了一把剪刀在火上烤热割开伤口把弹片取出来，再用盐水清洗，一时间血流如注。”讲起这段九死一生的经历，秦老爽朗地笑着说，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，伤口竟然慢慢痊愈了。
提到长征，秦华礼总结了三大困难：自然环境条件尤其是气候恶劣，没有粮食和御寒衣物，没有交通工具只能徒步翻山越岭。
草地里气候变化无常。中午的时候很热，但下午就突然狂风暴雨还夹杂着冰雹，夜间更是气温骤降。秦华礼回忆说，战士们第一次碰到冰雹天气时把斗笠顶在头上，斗笠全被砸烂了。开始长征时，战士们带了棉衣，后来为了减负把棉絮抽了，穿着单衣过草地、爬雪山，很多人都冻伤了。过草地时，先前还能吃野菜、糠、树叶，后来连青草、青苔都吃，吃得上吐下泻，最后一次过草地时，能吃的野菜都没了，只好吃皮带、枪的背带、皮包、皮箱，“皮带直接煮是煮不烂的，要先放在火上烤烤，烤糊了，刮成金黄色，然后切成一块一块放在缸子里慢慢炖，再切小一点才能咽下去。”
“长征时我们总共翻过18座雪山，其中有15座是常年积雪、人迹罕至的，海拔最高的党岭山有5000多米。有次连续走了5天，没见到一户人家。雪一脚踩下去有膝盖深，一旦走错就会陷在积雪里拔不出来。”秦老回忆，途中走过的河流大部分没有桥，也找不到船。红军长征中遇上大渡河、金沙江、乌江等大河，一些桥梁上木板已经被烧掉，过桥只能攀着铁链，非常危险。
“在草地里、树林中，边行军边学习”
因为秦华礼读过两年书，且政治上可靠，1935年9月，组织上派他到通信学校学习。当时的红军通信学校可谓“三无”：无固定教室，行军途中在野外树林学习;无设备，全校45人只有一只150伏的电压表;无文字教材和文具纸张。但学员们克服了困难，在一年多时间里，在草地里、树林中边行军边学习。
“记得第一节课，老师教我们削铅笔，不许削笔芯，只削木头，写出来字很粗，转一下再写。一年学习只发了一支笔，我们把竹子削成铅笔的样子练习，正式考试的时候才用铅笔。学英语就更难了，我发明了一个方法，行军休息时，两人为一组，写两个汉字，插在前面人的背包上，我说汉语，你答英语，互相提问、背诵。”秦老回忆，他们从阿拉伯数字学起，然后是学电工、欧姆定律。
长征时，学员们能获得的电池都是前方部队淘汰下来的，常常电量不足。不懂化学的秦华礼将电池锌皮层层扒开，舔舔里面的液体，发现又咸又苦又麻。“我琢磨着电池里面应该有盐，于是就尝试着把电池外皮全扒掉，放入有盐水的竹筒中长时间浸泡。用盐水泡起来，再次使用电池时，竟然电量十足。我们管它叫‘麻子牌’电池。”就靠这样简陋的条件和近乎原始的方法，学员们全都学会了装收发报机。
关于长征的故事3
这是长征时发生在土城战斗中的一幕。当土城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，朱德提出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。毛泽东担忧朱老总的安全，思量再三，最后同意了，并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夹道为他壮行。
情报有误，战斗陷入僵局
遵义会议后，毛泽东和周恩来、朱德等协力配合，准备指挥仅剩的3万多红军在赤水地区北渡长江，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。此时，蒋介石已经在黔北地区集结了大量兵力。当红军北移赤水之时，蒋介石随即命令“合剿而聚歼之”。
1935年1月24日，红军占领土城及其周边地区，川军随即蜂拥追来。毛泽东决定利用土城以东山谷夹峙的有利地形，在青杠坡地区围歼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四个团，为下一步北渡长江创造条件。
28日早晨，红3、红5军团向当面之敌发起猛攻。但激战数小时，红军没有取得预想战果，反而形成僵持局面。红5军团的阵地甚至被敌突破，郭勋祺的部队正一步步向土城推进。红军如果顶不住敌人，后面是赤水河，红军将背水一战。此时，中央才知道情报有误，与红军作战的郭勋祺部不是4个团6000多人，而是6个团1万多人。陈赓、宋任穷带领的干部团也奉命参加了战斗。
朱德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，毛泽东送行
紧要关头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提出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。朱德从井冈山时期就与毛泽东一起南征北战，两人配合默契，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。土城战况如此激烈，朱老总要亲自上战场，毛泽东非常担心。他沉默地吸着烟，没有答应。
朱德见状说道，只要红军胜利，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!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。
毛泽东犹豫再三同意了，并带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夹道送朱德上火线。
朱德亲临一线坐阵指挥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热情。枪炮隆隆，杀声阵阵。陈赓、宋任穷率领干部团猛打猛冲，硬是攻到了郭勋祺师部附近。红军遏制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势头，稳定了战局。
为了聚歼郭勋祺部，中革军委命令林彪、聂荣臻率红1军团主力增援土城。但敌援军也兼程而来，廖泽、陈万仞、徐国暄等部相继到达土城地区。等红1军团到达时，敌人已经占领了有利地形。红军处境极为艰难，浴血奋战一整天，虽给敌郭勋祺部以重大杀伤，但未能消灭敌人，自身伤亡也很大。
当晚，毛泽东和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开会，根据敌人各路大军奔集而来的新情况，决定改变北渡长江计划，迅速撤出战斗，渡赤水河西进。
轻车简从，红军一渡赤水
而此时的中央红军如何才能全身而退呢?
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迅速做出部署：朱德、刘伯承继续留在前线指挥，牵制川军;周恩来负责指挥在赤水河架设浮桥;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。
1月29日凌晨，红军开始撤离土城，一渡赤水。当天，刘湘的“模范师”向红军阵地压上来。朱德手提驳壳枪，亲临指挥，掩护大部队过河。在场的同志们都担心朱德的安全，几次劝他赶快撤下去，都被他拒绝了。朱德说，急什么，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!
在前线红军阻击川军进攻的背后，是大部队按计划静悄悄撤离。周恩来指挥工兵部队奋战终夜，在赤水河上架起三座浮桥;陈云带领战士们把重炮沉进河里，处理了笨重物资，使红军轻装行动。至29日上午，红军安全渡过赤水河，甩开了国民党军的重兵追堵。
毛泽东反思土城之战
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红军打的第一仗，从之前预想的歼灭战变成了消耗战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“败仗”。
关于这场战斗，毛泽东有过深刻的反思。1935年2月在扎西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他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三个教训：“一、敌情没有摸准，原来以为四个团，实际是六个团，而且还有后续部队;二、轻敌，对刘湘‘模范师’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;三、分散了兵力，不该让一军团北上。”
关于长征的故事4
张文，原总后勤部管理局顾问(副军职)，1923年7月出生于四川省通江县，1933年2月参加红军，1935年5月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，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。1957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、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三级解放勋章。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。毛泽东曾说：“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”“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。长征，是宣言书，是宣传队，是播种机。它将载入史册。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，是八万人，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，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”。正是这批衣衫褴褛的红军将士，改写了中国的历史。近日，记者拜访了97岁的老红军张文，探寻她传奇而曲折的红色足迹，感悟红军将士的铁血担当。
1 “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被服厂共有6个班、100多名女战士，长征走到八里铺时，只剩下两个班”
历经战争与和平的岁月更迭，张文老人仍然保持着清晰的记忆力和语言表达能力。她说：“虽然80多年过去了，许多往事都淡忘了，但我永远记得长征路上的大哥大姐们，他们中许多人在行军、战斗中倒下了!”
征途漫漫。1935年6月中旬，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后随即北上，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就是位于四川省宝兴县的夹金山。
一天夜里，红军将士打着火把开始爬山，张文与战友沿着一条泥泞小路往上爬，越往上山势越险。到达3000米以上的海拔时，山上狂风乱卷、冰封雪冻，大家把带的衣服全部穿上，还是冻得直打哆嗦。由于空气稀薄，张文感到呼吸困难，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，十分难受，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，沉得抬不起来。在离山顶不足3里的地方，张文两眼昏花、四肢无力，怎么也走不动了。排长刘文芝见状急忙赶上来，把她背的东西全部抢了过去，又叫来管理科长，两人用胳膊架着她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
“到了山顶，天气异常寒冷，加上氧气严重不足，人倒下去就很难再爬起来。我亲眼看见，许多战友因为衣着单薄永远倒在了雪山上……”80多年过去了，当时的情景张文依然历历在目，她们采取几个人抱团的形式行军，互相依偎尽力维持身体温度，互相提醒对方不要睡着，踏着厚厚的积雪，艰难地下了山。
作为红军女战士，张文与战友在长征路上尝尽了艰辛。“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被服厂共有6个班、100多名女战士，长征走到八里铺时，只剩下两个班。”老人深情地说，“比起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战友，我们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，能看到社会不断发展，是多么幸运和幸福……”
风雨侵衣骨更硬，野菜充饥志愈坚。红军指战员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，每天行军60至80华里，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，终于走出草地，到达甘肃南部。据统计，红军长征过草地仅非战斗减员就过万。
关于长征的故事5
浊浪排空，惊涛裂岸，大渡桥横铁索寒。
“无边风雨夜，天堑大渡横。火把照征途，飞兵夺泸定。”这首诗是长征途中担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开国大将杨成武于1980年所作，记录了他与战友们在泸定桥的长征记忆。
海拔7000多米的贡嘎雪山和海拔3000多米的二郎山隔河对峙，大渡河在奇峰险山切出的深谷中冲出，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。大渡河经泸定的河段古称“泸水”，自古以来就是川康要道上的天堑。康熙四十四年，为了打通京城、成都至拉萨的通道，清廷下令在这个巨大的峡谷上架桥。这是一座由铁索支撑起来的空中吊桥，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连接两岸，其中九根为桥面，四根为扶手。铁索分别固定在两岸的两根铁桩上，仔细辨认，还能看见铁桩上刻有“康熙四十四年岁次乙酉九月造汉中府金火匠马之常铸重一千八百斤”字样。
在漫长的历史中，泸定桥是四川和西藏之间茶马古道的交通咽喉，是中华边陲民族和睦、国家统一的安定桥，更以长征胜利飞夺泸定桥的伟大壮举和英雄业绩而名扬中外，以“十三根铁链托起一个共和国”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。今年9月中旬，本报记者重返泸定桥，感悟那段烽火岁月。
“走完二百四，赶到泸定桥!”
急行奔袭创奇迹
到达海拔1300米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，急促的呼吸和强烈的阳光让人体会到高山峡谷地区的气候特点。置身泸定桥，桥的两端各建有亭式桥楼，北端紧邻泸定县城，不时有孩童欢快地从桥面跑过，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，回荡在这座81年前曾历经一场激战的泸定桥……
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里，展厅入口处的几个大字震撼人心：让历史记住这一刻，1935年5月29日。馆内一幅幅图片和一件件实物，再现了当年红军将士一往无前的英雄壮举。
红军突破天险大渡河之后，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去，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。而国民党的追兵紧追不舍，形势十分严峻。危急之下，中央军委当机立断：由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五军团组成的左纵队5月27日从安顺场出发，三日内行军320里奔袭泸定桥。时任二师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这一带的：“蜿蜒曲折，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肠小道……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。”加上河对岸敌军不断组织火力向部队射击，左纵队还要绕道行军，更增加了行军的距离和难度。
中央军委第二天发出命令，限左路军先遣团在29日夺下泸定桥。命令比原定部署提前了一天，离限期不足24小时，而距泸定桥还有240里的路程，两天的路必须一天走完。全团干部立即分头深入连队，边行动边召集营、连干部们分头向战士作动员。“走完二百四，赶到泸定桥!”这气壮山河的口号，成为全团的信念和目标。
傍晚，瓢泼大雨又下了起来。雨水湿透了战士的衣服，连续10多个小时的急行军，还没有吃过一顿饭。虽然疲惫不堪，但战士们的情绪却十分饱满。“走不动，就找一根木棍拄着;饿了，就抓一把生米送进口里;渴了，就捧一把雨水喝喝。”讲到这里，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杨菲菲眼角有些湿润了，她告诉记者，每次讲解到这一部分，她都难以抑制自己的感动，很多观众也都为红军战士的勇毅和坚韧而动容。“我是土生土长的泸定人， 从小听着飞夺泸定桥的故事长大，如今我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，真的很自豪!”
“走完二百四，赶到泸定桥!”这一坚定的信念像一团烈火，一直在战士们的心中燃烧。就这样，红军指战员硬是在29日凌晨赶到了泸定桥。
“同志们，跟我前进!”
狭路相逢勇者胜
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公园距泸定桥600米，一进大门，映入眼帘的就是22根花岗岩石柱。22根石柱代表着当年22位飞夺泸定桥的勇士。纪念碑碑体为铁索抽象几何体造型，错落有致，与碑体紧紧相连的前部平台上，屹立着两尊在铁索上攀援前进的红军战士铜像——一个举枪射击，一个挥臂投弹。
仰头凝望，庄重巍峨的雕像仿佛再现了当年那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光辉战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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