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作方法：如何修改文章？
从本质上说，写作是一种个人表达，但最终还要经受公共审美的检验。所以，问题就来了。如何修改文章 ?也是关键。下面是阅下文库小阅为大家整理的写作方法，一起来看看吧!
“凭良心，我真的已经写得足够努力和足够好了，但编辑和读者们似乎总不买账，他们能挑出一万根刺。”
这种情况确实磨人，而且次数多了会让你怀疑人生。你可能会举出很多反例。在人类历史上，由于时代的局限，群体的傲慢，误判了很多优秀的作品。例如艾米丽.勃朗特的《呼啸山庄》(具体细节可以自行百度)。
但这样的几率真的太小了，比中2000万的彩票还低。因而，不要傲慢，不要抵触，问题几乎、就是、肯定在写作者身上。
修改文章非常重要，是让你的文章变得完美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即使你前面的步骤做得多么不堪，通过修改，仍能将一副坏牌尽量打好。
初稿都是狗屎
首先，为了驱散你的迷惑、委屈和愤懑，让我来点暖心的话。即使是经验再老道的作家，初稿也是一团乱。
海明威那句著名的“任何初稿都是狗屎”曾温暖过无数在屏幕前绝望的脑袋。就连高产高质的好莱坞宠儿、“现代惊悚小说大师”斯蒂芬·金，人前看似攻无不克，背里也被初稿所难。他这样形容自己的“毛胚稿”——像“在二手店或跳蚤市场买的外星遗物，而你根本不记得买过”。
还有苏珊·桑塔格(西方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之一)为第一稿自我减压的方法，就是想着“还能修改”——“尽管修改和重读听上去很费力，但事实上它们是写作中最愉快、有时也是唯一让人感到愉快的部分。”
毫无疑问，好作品都是改出来的。那种挥斥方遒、七步成诗、须根一捻经典已成的童话都是骗人的。写作绝对是痛苦的，如果你未曾感受，那是你没有真正付出过。
所以，当你的初稿伤痕累累地返回你的邮箱时，我劝你一句——“放下你的尊严”，不要抵触，我知道你很不想，但这真的是你挽救作品的唯一机会了。
艺术家 VS 批评家
修改文章有很多方法，其中一个深刻影响我至今。它来自《<华尔街日报>是如何讲故事的》，它只是其中短短一小节，但一旦被你捕捉了，一定深以为然。
它说：“苛刻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拥有双重身份，这两种身份交替发挥作用。第一种身份是充满灵性的艺术创作者，第二种身份就是毫不留情的批评家，专门给作品挑刺。”
这是一种类似周伯通“左右互搏”的写作态度。当时真的打动我。有段时期，在某城某地写稿的小宾馆，我拿着初稿对着镜子就骂骂咧咧开了。那可能有我飚过最脏的词。
无论艺术家还是批评家，都共生于你的内心。只是我们作为创作者时，习惯放大前者，压抑后者;而作为读者时，却能在别人的作品前换上最挑剔的嘴脸。是的，现在需要让他们同时上场。
批评家要全程保持最残酷、苛刻的态度，对艺术家的语焉不详和华而不实横加指责;还要对一切沾沾自喜挑衅、拷问，对每一个事实、结论、逻辑点，甚至一字一句发问;他索要最合理的解释，鞭策艺术家用最准确、恰当的词，他不允许一丝含混、退让和猜测，他让人生厌，难以对付，却是艺术家最好的朋友。
为了更形象地描述这个互博，我愿意揭个丑，把一个作者最不愿意拿出的初稿片段呈现给你，并尽量复原当初“批评家VS艺术家”的内心戏。
以下是我的非虚构作品《父亲的66号公路》的结尾部分——
一个夕阳猛烈的傍晚，我又坐上我爸的陈年雅阁，久别多年的小城电台竟也文艺了很多，放起鲍勃迪伦。我爸带我走了一条新路，柏油黑亮，笔直通天，竟也沾了点辽阔的西部感。
我爸扭头问我知不知道新路的名字，我觉得此时他像极了一个开着老皮卡的年迈牛仔[1]，于是恶作剧般[2]地说：“这里是66号公路[3]，向着太阳飞奔吧，牛仔!”
我爸在无趣中[4]关掉收音机，他一定觉得我有病。
4个博弈点我已经标注出来。此时，我艺术家的一面觉得作品已成，准备喜滋滋地去享用一个雪糕，自我感觉相当良好。而批评家的一面早已怒火中烧，他将艺术家按在椅子上。
艺术家：怎么了?难道它们有什么问题吗?结尾这个场景我很喜欢，也呼应了标题……
批评家：拉倒吧你。什么叫“开着老皮卡的年迈牛仔”啊?完全没交代，你是看到一个场景?细节?还是看到主人公的动作，或者听到他哼的歌?一切不交代来由的叙述都是耍流氓。
艺术家：你是不是过于……
批评家：别打岔，我还没说完。第二点更严重，什么叫“恶作剧般”?怎么个恶作剧法?你是做鬼脸了，瞪眼珠子了，还是星爷的无厘头了?完全没交代。细节、细节，还是细节。
艺术家：这些我都可以补充。引语呢?应该没问题了吧?
批评家：当然有问题。引语太啰嗦了，一点也不精致。尤其是第一句，放在这里太拖沓，毫无意境，完全可以移出去。记住，引语要追求精准、响脆、有力，它是行文的“氮气加速器”，而非减速伞。
艺术家：……我不信你还能挑出其他毛病。
批评家：当然可以。第四点的问题也类似，什么叫“在无趣中”?高明的表达不是你替读者全说透，而是通过准确的动作、细节呈现。换上一个准确的动作吧，读者比你聪明，有趣没趣，自有体会，别瞎操心。
于是，艺术家的我听从了批评家的我，最终修改如下——
一个夕阳猛烈的傍晚，我又坐上我爸的陈年雅阁，久别多年的小城电台竟也文艺了很多，放起鲍勃迪伦。我爸带我走了一条新路，柏油黑亮，笔直通天，竟也沾了点辽阔的西部感。
我爸扭头问我知不知道新路的名字。太阳从他背后射来，好像在头上戴上一顶金色的牛仔帽。我觉得此时他像极了一个开着旧皮卡的老嬉皮，奔驰在伟大的66号公路。我突然想恶作剧一下，于是朝我爸竖起摇滚的手势，捏着西部片里的烟熏喉对他喊：“向着太阳飞奔吧，牛仔!”
我爸伸手关掉收音机，他一定觉得我有病。
是不是好多了?我认为是的，且心悦诚服。批评家不会是一个让人愉悦的存在，他不断挑战艺术家的极限和耐心。但你不能与之决裂，因为不能保证严苛的自我批评，你的创作将有可能面临两种极端：失控，或草草了事。
有一部叫《永不放弃》的励志电影，其中有一个片段，一个教练面对行将放弃的队伍，让队长背着队友、蒙上眼睛做“死亡爬行”。队长几度想放弃，教练一直在旁嘶吼：“继续向前，别放弃，别放弃。”
最后，队长不支倒地，问：“这应该有五十码了吧?”教练说：“你已经穿越整个球场了。”就是这样，往往苛责你在前的，总会成就你在后。
收紧叙事和地毯式修改
收紧叙事，就是从段落、句子到字词的精细的修改，榨出水分，让文章字字珠玑，每一个字都变得无法取代。
2003年普利策特稿奖获得者索尼娅对此有详细而形象的描述。她采写获奖作品《恩里克的旅程》时，记录了100本笔记本，异常痛苦地整理、写作，花了半年时间写成初稿——长达95000个英文单词。
她的编辑里克.梅耶出马了，用铅笔编辑了整个稿子，删掉大量章节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作者又花了两个月时间，把文章删改为35000词，还有几篇共11000词的附文。这个系列文章还要经历10稿，加上排版、照片、设计和尾注的准备工作，花了一年时间，最终于2002年10月见诸《洛杉矶时报》。
可见，一篇好作品，用于修改的时间很可能是写初稿的数倍。索尼娅说：“有了坚固的故事结构，我就收紧叙事。”例如，二稿的一个段落如下——
他在河边的流民营出没。最后他就住这儿了。这种营地是移民、蛇头、瘾君子和罪犯的避风港，但却比新拉雷多的其他任何地方都安全，这是个超过50万人的城市，充斥着移民蛇头和各种警察。如果他因为流浪在城里被抓了，那么，政府会关他两到三天，再把他逐回危地马拉。这比滞留在此更糟，因为又回到了起点。
她的最终稿是这样的：
他加入的流民营是移民、蛇头、瘾君子和罪犯的避风港，但比新拉雷多的其他任何地方都安全，这是个50万人口的城市，充斥着移民中间人(移民蛇头)和各种警察，警察可能抓住并驱逐他。
就这样地毯式修改，一直到11稿，修剪臃肿的文字已经很难了。索尼娅说：“我努力用新鲜的眼光看每一个句子，问自己：这个真的必要吗?删掉会损失多少?加快叙事节奏会收获多少?如果保留，怎样改进和缩短它?我对每一个词提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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